2006年，北京女大学生黄静在花2万购买华硕笔记本电脑后，发现CPU存在问题向华硕公司索赔500万美元，却在维权过程中被华硕公司告敲诈，被羁押看守所10个月。2007年，终获法院无罪认定，并将获国家赔偿。女孩现已决定起诉华硕。（《京华时报》10月27日）

　　大学生黄静维权的新闻，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位打假老前辈——王海。他一度被那些恨之入骨的商家称之为“刁民”，但是就是这样一个“刁民”也没有被送到警察看守所或者被判判刑。原因很简单，王海看似刁蛮的维权，乃是依法维权，他的“靠山”和利益诉求都围绕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49条展开的。消费者维权原本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因此，依法维权是一切行动的根本指针。这是王海与黄静在维权上的根本区别。

　　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49条规定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，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双倍赔偿。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消费者要求赔偿的唯一依据。按照此条文的规定，既然，黄静花2万元购买华硕的笔记本电脑，那么，她将可以得到4万元的赔偿。而黄静的赔偿逻辑跳出了“第49条”，按照华硕年营业额0.05%进行惩罚性赔偿，数额为500万美元。按照当时的外汇兑换率计算，折合人民币4000万左右，也即为商品价值的2000倍，从现行法律的角度看，属于维权过当。

　　但是，对黄静的“狮子大战口”，还是有相当多的消费者表示支持。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。这里面既跟公众将个人对某个具体品牌的好恶情感夹杂其中有关，又跟在事件演变过程中消费者的个体之脆弱而产生命运共鸣有关，还跟消费者对赔偿标准应该定多高分歧严重有关。尤其是最后一条，至关重要。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从1994年实施后就没修订过，从那时候到现在，消费者的维权意识空前提高，对个体健康权、生命权、知情权等权益的认识也达到了以前所没有的高度，而这种高度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条文的支持。

　　比如，矿难遇难者的赔偿标准，这十几年来已经调整了很多，由当初几万（甚至几千）的低点调整到了至少20万的高度，最近的矿难中，这一数字还有继续提高的趋势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？就是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生命权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才有了一条命等于多少钱的巨变。

　　同样，让消费者双倍赔偿是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红线呢？举一个最近的例子，牛奶中含了三聚氰胺，假如没有人命案发生的话，消费者如何维权，一罐奶粉几十元、一袋奶二三元而已，普通消费者需要找到专业机构花巨额的鉴定费，才能获得两倍于商品价值的赔偿，索赔成本（包括了时间成本、社会成本等）如此之高，而赔偿如此之低，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积极性去打这样的一个维权官司？

　　现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正在审议《食品安全法》草案，该草案已经进入了三审阶段。此前，已经有报道称鉴于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性，草案中可能会规定“假一罚十”。假如“假一罚十”的规定可以通过，那么，势必将对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49条规定构成巨大的冲击，后者也面临适应社会发展，赔偿标准内容进行重大调整的可能性。由赔偿2倍调整到赔偿2000倍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，但是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赔偿标准的提高，将使中国消费者维权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。

　　消费者在维权方面，应该有那么一股“鸡蛋里挑三聚氰胺”的精神，但是漫天要价的方式也不值得提倡。维权是一个充分博弈的过程，消费者本身与商家的实力不在一个水平线上，要做到旗鼓相当，理直气壮，除了依法维权外没有其他办法。